仲恺文化 | 廖承志与香港回归政策--廖何历史㊻

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强调，在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香港、澳门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独特优势，仍然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希望港澳同胞继续以真挚的爱国热忱、敢为人先的精神投身国家改革开放事业，顺时而为，乘势而上，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香港、澳门更好发展，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篇章。

今天讲讲一生都与香港有着不解之缘的廖承志与中央制定香港回归方针政策的故事。

与香港有着不解之缘

母亲生长于香港，父亲在香港读书期间确定与母亲的婚姻。他自小不时被忙于革命工作的父母送到外婆家生活、照料，所以他有当时“被下放到香港”的感觉。

1938-1941年，作为熟悉香港、有特殊背景的人才，被周恩来、毛泽东选中，赴香港创办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并担任主任，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寻求国际社会与海外华侨支援中国人民抗战而战斗在香港这块特殊的土地上。

廖承志、廖梦醒等在香港“八办”

新中国建立前夕，廖承志关于香港地位和收回的问题提出的意见被党中央采纳。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毛泽东已经在考虑香港、澳门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情况，2月跟来访的苏联朋友米高扬谈到了“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的意见。

对于收回香港的问题，周恩来先征询廖承志。廖承志说：“要武力解放香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只是一声冲锋号，就能把红旗插上香港的太平山。”但是，“如果把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中，英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它也不会放弃大陆这个巨大的市场，这就等于把美国对新中国的立体封锁线撕开一个缺口，我们能从香港进口国家急需的物资，也可以利用香港作为我们与世界交往的通道，成为了解世界情况的窗口。”廖承志又征求正在香港工作的潘汉年的意见，潘也认为宜保持香港“这唯一通向国际社会的贸易渠道”。

毛泽东、周恩来对廖承志和潘汉年的意见十分赞赏，经过慎重研究后，决定对香港“我们是暂时不动它”，将来必定收回香港也是非常明确、毫无疑问的！

10月14日，南下解放军解放了广州城；17日解放军开到了与香港一线之隔的宝安县境内……中央给即将打到珠江三角洲的解放军包抄部队下了“不能越过樟木头一线”的重要命令！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对香港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的特殊政策。事实证明，这个决策，对于新中国建立初期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全面封锁，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1950年1月5日，英国政府不顾美国反对，在伦敦正式向外宣布：将于次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成为正式承认新中国的第一个资本主义大国。

国务院港澳办公室首位“掌门人”

国务院港澳办成立于改革开放之年，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加强港澳工作，更好地发挥港澳作用的需要。

1978年初，全面拨乱反正。1月，成立了国务院华侨事务办公室，廖承志担任主任。6月，成立了中央台湾事务办公室，邓颖超任主任，廖承志任第一副主任。邓小平委托廖承志主持召开港澳工作会议，重申了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8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港澳工作会议预备会议情况的报告》，提出为加强对港澳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克服各自为政、自乱步调的现象，港澳工作全部归中央直接领导，成立中央港澳小组协助中央掌管港澳工作。中央港澳小组的办事机构设立“国务院港澳办公室”。

廖承志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兼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成为国务院港澳办公室首任“掌门人”。

在他的主持下，港澳办处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到广东协调处理香港与内地的“三通”问题，即实行通船、通火车、通飞机的“三通”，特别是开通九龙至广州的直通车，使内地与香港交通，来往密切起来。那时，人们思想观念中“左”的烙印还很深，许多人认为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之间搞火车直通，是不可想象的事，近乎“天方夜谭”。

但是，廖承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不断克服“左”的流毒，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动港澳工作的解放思想。

在打倒“四人帮”后不久，廖承志会见港澳出版界、电影界及其他港澳人士，就多次强调要从港澳实际出发，从爱国统一战线出发，承认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与内地是两种不同制度这个现实， 站稳爱国立场，解放思想，可以大胆放手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搞好工作。

就在港澳办工作步入正轨后3个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了“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时期三大历史任务。国务院港澳办顺理成章地被赋予了收回香港和澳门、推进祖国统一的光荣使命。

这个任务落到了廖承志身上。他是侨办、台办、港澳办“三办”的核心人物，众望所归！

廖承志为形成香港回归政策鞠躬尽瘁

随着1997年香港新界“租期”届满的时间临近，1981年2月，邓小平明确提出：香港问题已经摆上议事日程，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方针，请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方案以供中央参考。

廖承志受命！

1981年3月，廖承志领着港澳事务办的人员找外交部黄华一起研究，形成了统一意见，即1997年“香港非收回不可”；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了廖承志将于1997年如期收回香港以及收回后采取的方针政策的报告；9月30日，叶剑英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名义就台湾问题发布了“叶九条”，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当时廖承志作为对台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制定“叶九条”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他的主持下，又反复研究对香港政策，起初提出八条，后逐步修改、发展成“对香港的十二条”。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廖承志对香港方针政策的汇报。会议肯定了其中三点基本方针政策，即1997年如期收回香港；收回后保持原来的制度不变；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的方针。

会后邓小平要求：三个月内拿出解决香港问题的最后方案。

廖承志立即组织研究，对“十二条进一步修改”，形成了向中央的报告，并增加了重要的一条：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方针政策 “五十年不变”。1982年3月，邓小平在廖承志上报中央的报告中批示：“拟原则同意。具体方案待与各方人士交换意见之后，再作修改。”3-6月，廖承志陪同邓小平先后会见了10名香港知名人士和12位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充分听取意见，形成了后来香港人归纳为“收回主权、成立特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制度不变、保持繁荣”的24字中央对香港的方针政策。

邓小平会见金庸

其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就是廖承志为港澳各界人士担任翻译，他们“几得宠”。原来，在解决香港问题的特殊政策“十二条”已经成型但没有对外公布时，邓小平亲自会见香港各界人士、商界领袖再听取意见。可是，香港人讲普通话很费力，常夹杂着粤语、英语单词，邓小平本来就听不太懂粤语，加上78岁的老人听力下降，交流更是困难，时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廖承志，熟悉粤语、英语、普通话，就常常担任翻译，后来香港朋友开玩笑说：“香港佬几得宠，到北京有国家领导人做翻译。”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首相撒切尔夫人，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中英外交谈判拉开序幕。

在中英谈判期间，廖承志继续主持十二条的再修改，修改方案于1983年3月27日上报中央。4月4日，邓小平批示：“我看可以，兹事体大，建议政治局讨论。”4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方案。邓小平在会上明确指出：“这十二条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

5月，廖承志抱病南下，到广州、到杭州，向政治局委员叶剑英、陈云汇报中央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听取他们的意见。

1983年5月，廖承志（右一）在杭州为陈云照相

汇报工作后，廖承志特赴南京为父母扫墓，并留下了人生的最后一首诗：

1983年5月，廖承志为父母扫墓时所写的诗。

廖承志从主持这项工作，到定案，整整两年，形成了后来跟英国谈判的具体方案。在廖公逝世一年半后的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由廖承志主持制定的“十二条”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作为附件载入了中英联合声明，主要条款后来又以法律的形式写入了香港基本法。后来，参照对香港的方针政策，中国政府又制定了对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使澳门问题顺利地得到了解决。

廖承志为香港回归问题的方针政策制定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许多都反映出了他非凡的胆略和高超的政治智慧，比如，提出“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极为大胆的想法，不是一般人敢于或者能够提出来的。

正在一切即将进入实质性工作的阶段， 1983年6月10日，廖承志却驾鹤西去，令人痛惜不已，留下了“不了情”……

“廖公在人间”

香港同胞更是产生了不安，不知道“没有了廖公，香港问题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邓小平会见港澳地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时强调：廖公逝世后，中央对香港的政策不会变，以安抚香港同胞，稳定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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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一，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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